一份生效的民事调解书，本应是权利人兑现合法债权的凭据。然而，在河南省新蔡县，一起看似普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，在执行阶段却上演了一连串令人匪夷所思的“戏码”：胜诉的原告在领取部分执行款后，竟被法Y下达裁定，摇身一变成了“被执行人”，其家属的银行存款被冻结；而败诉的被告，却堂而皇之地从法Y账户领走了本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；更离奇的是，已被上级法Y再审撤销的法律文书，竟又被作为执行依据“起死回生”……近日，举报人王某林的一份实名举报材料，将矛头直指新蔡县人民法Y执行局局长袁某，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，严重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。
核心指控一：胜诉原告缘何沦为“被执行人”？
据举报人王某林陈述，其与周某峰、赵某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，经新蔡县人民法Y调解，于2023年达成生效调解书。随后，他依法向法Y申请执行，并提供了财产线索。经过法Y内部汇报审批流程，他于2024年初成功领取了首笔200万元执行款。
然而，风波骤起。举报人称，就在领款后约一周，新蔡县法Y执行局局长袁某，竟以其本人案件的案号，专门下达了一份《民事裁定书》。这份裁定书的关键谬误在于，将本为案件“申请执行人”（即原告）的王某林，赫然列为了“被执行人”，并据此裁定冻结了其家属名下的定期存款。举报人质疑：“我明明是赢了官司要钱的人，怎么突然就成了欠钱不还的‘老赖’？冻结我家属的存款，依据何在？”
核心指控二：被告竟从法Y账户“领走”执行款？
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。举报材料指出，王某林诉讼保全的标的额总计约745万元。在他领取200万元后，账户上仍有属于其权益的款项。然而，据举报人称，本应支付给他的剩余部分款项，却在法Y执行局局长袁某和另一法G赵某超的安排下，被案件的被告周某峰分两次直接从法Y的执行账户中领走，总额达29万余元。此外，还有一笔71万元的款项，被案外人（据称为周某峰的会计）领走。
举报人质问：本应发放给胜诉原告的执行款，为何能被败诉被告领走？执行法G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为何不向非法领款的被告下达追缴裁定，反而将矛头对准了原告及其家属？
核心指控三：已被撤销的文书，何以成为执行依据？
举报材料还揭露了另一个程序“黑洞”。举报人称，案件另一关联方（案外人）张红运、李建党申请恢复执行所依据的关键法律文书——（2020）豫1729民初1897号民事调解书，早已在2022年被新蔡县法Y的再审程序依法撤销（依据为（2022）豫1729民再21号民事判决书）。这意味着，该调解书自始无效，不能再作为任何执行程序的依据。
然而，举报人指控，执行局局长袁某在明知该依据已失效的情况下，仍然批准或主导了依据此“死亡文书”恢复执行的相关程序。这不仅导致执行程序的基础彻底错误，更让本已复杂的案件乱上加乱，严重浪费司法资源，侵害相关方权益。
核心指控四：程序反复，裁量权成“任意门”？
举报人进一步指出，就在2024年12月25日，新蔡县法Y曾出具（2024）豫1729执恢266号执行裁定书，认定该案当事人“双方互负义务”，并据此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。然而，到了2025年5月17日，法Y又作出了（2025）豫1729执恢213号执行裁定，再次冻结了举报人家属的账户。
举报人质疑：既然早在2024年底法Y已认定“互负义务”并终结执行，为何在短短几个月后，又在没有新事实、新证据的情况下，由执行局局长亲自操刀，再次启动执行并采取强制措施？执行裁量权的行使，是否过于随意，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可预期性？
公众质疑：执行权岂能如此“任性”？
这起举报所揭露的，已非简单的个案执行偏差，而是一系列违背基本法律逻辑和程序正义的“操作”。它严重冲击了公众对司法执行环节的信任底线：如果胜诉方无法安心领取案款，反而可能被“执行”成被执行人；如果已被撤销的法律文书可以“复活”并用于执行；如果执行款可以绕过权利人直接流向义务人……那么，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何在？司法公信力何在？
目前，举报人已通过网络渠道公开发声，并附上了相关法律文书号等信息，要求上级法Y及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，依法纠正错误执行行为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此事件已不仅关乎一位当事人的切身利益，更成为检验基层司法执行规范化、透明化程度的试金石。公众期待，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，彻查此案中的重重疑点，用事实和法律回应举报，给社会一个清晰、公正的交代，让“执行难”不再异化为“执行乱”，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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